论译语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论译语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翻译观”逐渐成 为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该翻译观认为,译语 文化语境因素是比语言学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制约 因素,它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翻译活动。英国翻 译家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指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译者用译语传达原作的文化信息,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和文化交流。这就决定了翻译活动必然受译语文化语境的影响。本文就这种影响作一点探讨。从翻译实践看,译语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译语的文学规范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译语 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规范对翻译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译语的文学传统占据着统治地位,主导着译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和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翻译策略选择必定受到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学规范的影响。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译者在将外国小说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将外国小说按章回体形式改造。如粱启超译《十五小豪杰》,苏曼殊、陈独秀合译《惨世界》(即《悲惨世界》)等等。显然,译者的翻译策略既受章回体小说,这一居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文学传统的极大影响,也是为了满足同样受文学传统影响的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颇受中国读者的喜爱。自上世纪20年代郭沫若第一次翻译介绍到中国之后,不的版本不断出现,颇为著名的是50年代查良铮(穆旦)的译文。现比较二人对最后两行的翻译,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文化规范对译文的影响。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哟,阳春宁尚迢遥? (郭沫若) 
        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查良铮) 
        
        2•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任何阶级都不希望引进与本土的意识形态有冲突的异域文化。两种文化的交流, 其背后都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译语文化语境中 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极大地制约着译者对原作内容的取舍。勒费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赞助人(patronage)。他指出“如果语言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方面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后者胜出”。例如蒲鲁东主义者昂利-路易•托伦等于1866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翻译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法文第一版,“里面充满故意歪曲的错误。他们删去了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9页)。这种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现象,绝不是由于译者在理解阶段有偏差,而是译入语特定的政治文化影响所致。尤其在政治敏感的社会,译者一般会自觉地避免译入那些有可能触犯政府或主流政治的言论或描写。缘于此,翻译家叶君健在翻译《安徒生童话选》时,将其中充满基督教思想的故事进行了改造,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原本描述的是丹麦大众期望救世主援助,以解除贫困和灾难,在译成中文后,小女孩却成了受迫害的下层人民的代表,并以这种形象教育和感染着几代中国孩子。
 
        3•民族心理的影响。
        译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民族心理对译者和翻译活动有着潜在的影响。“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保持本民族形象和全民族共识的心理基础。民族心理与民族语言总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汉语语言中体现了汉民族心理———认同心理。认同心理是指在主观上把异质文化视为同质文化的语言心理,表现为易于接受能引起相应联想的音译或意译。译者会千方百计地按汉语的语言认同心理去翻译外来词,尽可能地把外来文化民族化,使翻译的外来词看起来就象汉语原有的东西—样,让汉语读者容易接受和理解。如humor幽默,vitamin维生素,bandage绷带,Euro 欧元,Coca-Cola可口可乐,ballet芭蕾舞等。译者在对外国文艺作品的人名和书名的翻译上也时常受认同心理的影响,如《飘》的主人公被译为郝思佳、白瑞德等。Jane Eyre作为一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以及整个作品的书名是没有具体含义的,只是个专用名词而已。译者译成《简•爱》既提纲挈领地展示出书的内容──平凡又发人深省的爱情故事,又非常符合女主人公朴素刚毅的性格,很容易得 到中国读者的认同。
 
        4•文化交流程度的影响。
        文化动力论观点认为: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交流。人类文化千差万别,历史上没有哪种文化能仅靠自身的力量生存、发展、壮大。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平等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历史积淀,文化交流中存在着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分。凭借其工业和军事的强力支持,殖民者以其明显的文化和种族优越性等意识将自己的本土文化投射到异域文化中,用本土文化意象对他者进行阐释,在他们看来,欧洲文化的中心位置是不争的公理,作为中心权威之显化的“殖民凝视”,在翻译中同样可以见到[5]。这表现为当译者把弱势文化中的典籍或作品翻译到强势文化的区域时,则往往追求“归化”的效果。例如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以下意识的西方中心的惯常思维,用西方读者熟知的文化意象将原语文化强行进行置换、归化。毛泽东曾说过:“一定的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省”。这句话指出了狭义文化的本质。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思想、理论、哲学、艺术等,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随着中国 在经济政治上的强大,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加强,文化的强弱被渐渐地淡化。翻译家们越来越尊重原语的文化传统,采用“异化”翻译,尽可能地保留原语文化意象,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使读者知晓真实的异域文化传统,满足读者对外族文化的期待,而且丰富了世界各国的语言。汉语中不仅是外来词,而且被广泛接受的习语也很丰富,如“武装到牙齿”armed to the teeth,“等 着瞧的方针”wait-and -see policy等。直译的科技经济术语更是比比皆是,如“信息高速公路、电脑病毒、牛市、熊市”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汉语表达被输入到英语且被英语民族所接受,如lose face, long time no see,paper tiger等。翻译的实质是文化的翻译,“文化翻译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的新视角。翻译既要正确传译原文的内容,又要考虑译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使译本实现其在译语社会中的文化功能。语境不同,翻译表达的方法也随之而不同,译语文化语境在翻译的表达阶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论述了译语的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但是影响和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语境因素是多方面的,还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意在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 
（作者：陈夏南 资料来源：高等教育研究）